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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河县历史悠久，自春秋战国迄今2600余年，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，勇敢、勤劳的商河人民在这片沃土上繁衍生息，创造了独具特色的地域文化，为中华文化宝典写下了不朽的一页。
春秋齐邦麦丘邑
商河古为麦丘邑。据《韩诗外传》（西汉韩婴撰）及《新序．杂事》（西汉刘向撰）载，春秋齐侯桓公，即五霸之一，曾出猎于麦丘，见83岁的麦丘邑人，问其年龄，并求其祝自已。老人从容应对，并直言规劝“使主君无羞学，无恶下问。贤者在旁，谏者得人”；“使主君无得罪于群臣百姓……。”令桓公口服心服，“扶而载之，自御以归，礼之于朝，封之以麦丘而断政焉。”
齐之麦丘在哪里？清钱穆撰的《史记地名考》、顾祖禹（1631-1692）撰的《读史方舆纪要》及《辞源》、《嘉庆一统志》均明确指出：“地在今山东商河县西北”。
今考，县城西北二十多里有一古城遗址，位于古商河畔、怀仁镇古城村东南广袤的城坡洼中，占地约9000平方米。旧时，高高的城墙上蓬蒿丛生，野生动物时有出没。院落、大型建筑物似有其形，残垣断续，瓦砾遍地。有点将台、跑马道、校场、城海子等。其周围土丘连绵，地貌特殊。由于多年的雨水冲刷，加之建国后大兴农田水利等基本建设，特别在开挖了商西河之后，遗址形貌有所改变，但大宗文物相继出土，其中有春秋战国时较为完整的灰陶瓦当及陶豆残片。当今，城墙高2．7米，长100余米，城墙上下，仍野草离离，各类陶片，俯首即拾，景象萧瑟，令人生思古之幽情。笔者于1990年曾以《麦丘辨》为题撰文，并请教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。副所长、教授钱林书回信说：“今定之在商河县西北怀仁镇古城村东南（指麦丘），这就十分具体，很有意义了。”
然而，有的引《从征记》曰麦丘在莱芜，也有的引《太平寰宇记》（宋乐史930--1007）曰在宋之谯县，即今之安徽亳县。但它们分别在鲁、宋，不在齐，盖志者之谬耳。
还要指出的是，麦丘不仅是齐桓公所至及商河先民所居之地，也是兵家相争的屯兵之地。《史记·赵世家》（西汉司马迁前145年-前86年）载：十九年（即赵惠文王十九年，公元前280年）“赵奢将，攻齐麦丘，取之”。《史记·孙子吴起列传》等还载：“后十三岁，魏与赵攻韩，韩告急于齐。齐使田忌将而往，直走大梁。”“齐因乘胜尽破其军，虏魏太子申以归。”惠王三十年（公元前340年）魏伐赵，齐救赵击魏，“太子果与齐人战，败于马陵，齐虏魏太子申”。魏太子即魏惠王之子，亦即梁惠王之子（魏惠王迁都大梁后改号为梁）。被虏后死于齐。而本县郑路镇即有梁王冢，旧时冢甚高大，有庙数楹。1936年《重修商河县志·陵墓》载：“相传即梁王所言，东败于齐，长子死焉，遂葬于此。”现冢仍高出地面4米，南北长50米，东西宽40米，巍巍可观。
朸县与濕沃
商河县在西汉为朸县地。《水经注》（旧题东汉桑钦著，南北朝郦道元作注）载：“高后八年，封齐悼惠王子刘辟光为侯国也。王莽更之为张乡也。”《汉书·地理志》上载：“平原郡有朸县，汉文帝时封刘辟光为朸侯，武帝时刘让为朸节侯”。高后八年即公元前180年，同年闰九月文帝即继位，两书的记载是一致的。
朸县的故城在哪里呢？《水经注》上有两句话关系到这个问题。 即“商河又东迳初乡县（朸县）故城南”、“般县东南六十里，有初乡城”。据此，清叶圭绶撰《续山东考古录》载：“朸县故城在东北四十里，今棘城村。”又云：“棘城村在商河北，西北去般城里数相符，棘，朸之转音也”。笔者于1988年曾造访棘城老农，均言早年村东尽瓦砾，村北有土城墙，1958年打水井时还从地下挖出瓷濕沃器片，却有故城遗址之说。然《读史方舆纪要》还指出“朸县城，在县西北，朸音力，汉置县。”但未讲出理由，也未有具体地址，可信度不大。
据历代《商河县志》还载：商河汉为朸县，后又为千乘郡濕沃县，东汉废，晋置濕沃，三国、晋、北齐皆因之。濕沃又在哪里？《齐乘》（元于钦撰）引《水经》曰：“千乘县西北五十里有大河，河北有濕沃县，在今高苑县西北七十余里也”。高苑，即今高青县的高城，按其方向及里程，当在惠民县南或东南，离商河较远。所以在隋置商河县后，所有记载均曰在汉朸县故地，从未提濕沃。清《商河县志》还引《惰书·地理志》曰：“商河在后魏为溼沃，后齐废，有关官故城。”关官故城在哪？至今也是个迷，待有识者考证。
商河的由来
商河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，其记载，始见于《水经》，即源于杨墟县东。汉景帝四年，以封齐悼惠王子将卢为侯国也，城在高唐城之西南（汉高唐辖地为今禹城、齐河两县大部）。又北迳平原（秦置，故城在今平原城南王庙乡张官店）东，又东北迳安德县（西汉初置，故城在陵县城西关）故城南，又东北迳般县（汉置，后省归德平，故城在德国平镇东北三十里）故城南、东陵故城（在今乐陵市东南大顾家村北）南，又东北迳初乡县（朸县）故城南，又东北迳马岭城（在今惠民县东），又东迳富平县（秦置厌次，西汉改名为富平县，东汉复故名，城在今惠民县桑落墅）故城北，分二水注于河。其流向及位置，无疑是今商河县、惠民县境内的沙河。当时所流经的八个县名均为汉或汉以前所轩，其中朸县、富平早在东汉即省或改名，远远早于郦氏注《水经》，故商河系桑钦所记137条全国较大的水道之一。当时的朸县，仅是商河流域的一小部分。但她流经麦丘、朸县城均不几里，横亘东西，对朸县的生产影响较大，也孕育了商河文化。
商河何时形成？又为什么叫商河？唐《元和郡县图志》（李吉甫撰）载：“汉成帝鸿嘉四年（既公元前17年），河水泛滥为害，河堤都尉许商凿此河通海，故以商为名，后人加水焉”。唐初，沧州刺史薛大鼎还有一首诗曰：“洪流入海地无波，万姓欢呼麦丘坡；犹恐甘棠遭败剪，嘉名永锡许商河”。也称颂了许商治水的功绩。从明代以后，又以名宦将许商载在史志，并供奉于县名宦祠。
许商，西汉长安人，安长伯，治《尚书》，善为算，著《五行论》，官至九卿。据《汉书·沟洫志》载，自成帝初至鸿嘉四年，许商先后以白博士、将作大匠、河堤都尉的官位出行治水多次。
诚然，对商河之名的来由也有其他说法，但均不为人接受。如《水经注》曰因其源头“世谓之落里坈，亦曰小漳河，商漳声相近，故字与读移耳”，但清末明初的历史地理学家杨守敬提出疑义，并具体论证。同时，《重修商河县志·河渠》也对许商凿河之说提出疑义，言：“许商驳孙禁欲开河，又安能自开河？”“许商与钦（指桑钦）同时，是商河不始于许商之明证。”的确，商受遣治水，曾与丞相孙禁“同行视，图方略”，也确有过争论，但争论的焦点是“决平原金堤间，开通大河，令人故笃马河。”大河，即黄河，并非商河。再说，商河成于西汉，钦撰《水注》在东汉，相隔至少40年，并非同时。
《元和郡县图志》所说的后人加水，即商河改名为滳河，当在南北朝后期，因为郦道元为《水经》作注时仍名商河，到隋置滳河，中间不到70年。至于加水旁的原因，元《齐乘》载：“刻本或误作滳，小子遂读商，为滳谬矣。”
滳河县的诞生与城建
商河县始置于公元596年（隋开皇十六年）晚于商河之成600余年，而且在商字加水旁之后。其历史资料也始见于《元和郡县图志》：“滳河县，（中，二十，东北至州八十里）。本汉朸县，属平原郡，后汉省。隋开皇十六年於此置滳河县，因北有滳河以名之，属沧州。贞观元年属德州，十七年改属棣州。”“黄河在县南八十里”，“滳河在县北一十五里”。显然，当时河、县同名并存，新置的滳河县肯定未在朸县故城，而是由河北移到河南，由距棣州40里移至80里（时属棣州，其故城在今惠民县东南，至棘城不过40来里）其地理位置，正当今商河县城。棘城已成为滳河县的东北一边陲小镇。可见，滳河县只是从朸县析出的一部分。原文开头的“中”字，系指“赤、畿、望、紧、上、中、下”七等到县中的中县（古代按县的户口、出产、形势等划分等级）。后周广顺三年勅：“天下县邑素有等差……，”三千户以上为望县，二千户以上为紧县，一千户以上的为上县，中县，是个不足千户的六等县。
滳河县城的建设约在置县30年，即公元621年前后。明《商河县志》载：“唐武德中筑土城，周围三里，僻以四门，垒以砖瓦，上各建门楼，东曰明晖，西曰镇远，南曰承德，北曰拱辰。”此规模大抵含今县府大部，文化中心、供销大楼、邮政及电信楼、炼油宾馆、县委、红旗旅馆等，面积大约3000平方米。
建城后有记载的第一桩事是：公元818年（唐宪宗元和十三年），曹华任棣州刺史，淄青节度使李纳之子李师道不平，自郓遣部将骚之，兵及滳河，遂破县城，杀戮甚惨。华帅师逐敌，斩首二千级，复县治。
相传，随着滳河的诞生和县城的兴建，以鼓子秧歌为代表的滳河文化，也日臻完善。刺史薛大鼎所写的“万姓欢呼麦丘坡”的热烈场面，正是鼓子秧歌的雏形。
三孟一马名天下
唐天宝以后，滳河西北（时为平昌县，五代改德平县，1956年撤销后其东南部，即怀仁一带划归商河县）先后出了孟云卿、孟简、孟迟三名进士，其中卿、简尤为著名。
孟云卿（725-？）字升之，唐著名诗人之一。30岁举进士，肃宗时为校书郎。其诗语言朴实，存17首，其中《伤时二首》以“虎豹不相食，哀哉人食人”之句，充分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。杜甫、元结、韦应物诸人，都很推重他的作品。780年（乾元三年）元结编选《箧中集》，所录沈千运等7人之诗，共24篇，其中有孟云卿5首。卿与杜甫友谊笃厚。758年（乾元元年），杜甫出任华州司公参遇，杜甫又写了“冬末以事之东郊，城湖东遇孟云卿，复归刘颢宅宿，饮宴散因为醉歌”记叙了相遇的情景，表达了诗友间的诚挚感情。
孟简（？-824年），进士擢第，工诗词，重气节。811年（元和六年）出任常州刺史，开凿旧有孟渎，长21里，溉田4000余顷，民颂其绩。后又任越州、襄州、睦州刺史，官至谏议大夫。
公元934年，滳河城东孙家出了一位宰相，叫马裔孙，字庆先，少好学，慕韩愈之为人，文章皆效之，与桑维翰并为裴嗥礼部所放进士。后唐李从珂为潞王时，招为河中观察支使；从珂为京兆尹，徙镇风翔，裔孙从之，以为观察判官。潞王将起兵反，左右谋已定，招裔孙告之曰：“受命移镇，路出京师，何向为便？”裔孙曰：“君命召，不俟驾。今大王为国宗属，先帝新弃天下，监丧赴镇，臣子之道，诸人凶谋不可从也。”左右皆笑其愚，从珂独心重之。后从珂弑闵帝立，是为末帝，以裔孙为翰林学士、户部郎中、知制诰，赐金紫；未满岁，改中书舍人、礼部侍郎，皆带禁职；寻拜中书侍郎、平章事，众称马相。从《五代史》等资料看，裔孙纯儒，性多凝滞，但处世谨慎。裔孙本裴礼部所取进士，及裔孙主持贡举放榜时，引新进士晋见裴嗥，裴极为激动，喜而作：“词场最喜是持衡，天遣愚夫受盛名；三主礼闱年八十，门生门下见门生。”裔孙遽登相位之后，未悉朝廷下事。其中书百职，裔孙预先未熟习，无能专决，只是署名而已。石敬塘弑末帝自立，遂居家不仕，时人称之为三不开，即：“居家门不开，见客口不开，入朝印不开。”后李崧相晋，裔孙以宾客致仕，得太子詹事。晋汉公卿以裔孙好文章，皆忻然待之。后周太祖即位，就加检校礼部尚书、太子宾客、分司在洛阳。每闭关养素，唯事呕呤著述，嗜八分书，往来酬客，必亲札以衒其墨迹。将卒前，见白虺缘于庭槐，驱之失所在。感《赋鵩》之文，作《槐虫赋》。956年（周广顺三年）秋七月"卒于洛阳。本县展家乡孙家村北有其墓，现有石碑倾于跃进河侧，长3米，宽0．6米，额上“马”、“先”二尚能辩认。
商字复原及滳河的变迁
清《商河县志·八景》载："城东北三十里有古桑一株，枝叶夭矫犹龙。相传宋太祖微时曾卧其下，后因呼为龙桑。摘其枝栽他处必枯。枯枝复生，邑中必有登科第者。"至1936年（民国二十年），尚存桑条一株，亦屈曲可观。今龙桑寺镇政府院内有32年、16年重生龙桑各一株。其实，传说何止于此，笔者少时还常听说，县境内的沙河是“赵匡胤铜傍铁底的运粮河”又传“赵家的河，朱家拱”。如此众多的传说，确反映了宋代对滳河的影响之大，变化之多，滳河的变迁也是其中之一。
宋初太平兴国中（980年左右）乐史编《太平寰宇记》除载：“滳河县旧十乡，今三乡”等以外，，对滳河县的建置沿革、滳河的地理位置一如《元和郡县图志》，但时隔20多年，在“县北一十五里的滳河”徙为“城南三里”，并恢复了商河旧名，也就是说滳字又去了水旁。此说一见于元《齐乘》，其原文是：“隋开皇初于汉朸县置滳河县，取县南商河”，“前此皆称滳河，至宋去偏旁为商河。”还见于《读史方舆纪要》：“商河，县南三里，自德平、乐陵县入境，又东北入武定州境。”“宋大中祥符间（1008-1016）年以商河为棣州患，议徙商河南入大清河，因凿渠于此。”明《商河县志》更明确记载：“商河在县三里，即许商所凿也。”并绘制在县境总图上。与其同时，城北一十五里的滳河被改称为马颊河，列为全县八景之一，县令曾一侗并以《马颊晴沙》为题作诗曰：“曾闻洚水势怀襄，凭轼遗踪叹杳茫；自昔九河称马颊，于今一径绕羊肠；雨余沙浅金成砾，风起尘多土作冈；沧海桑田经几变，神功千载总堪伤。”至清，又改为笃马河，沙河，知县龚廷煌又以《笃马晴沙》为题赋八景赞，曰：“璀璨精光，沐浴朝旭；浑灏流转，龙蛇屈曲；一气输金。万杨春绿；有客问津，汉时故渎。”至此冉北的滳河成为“十里风尘十里沙，河堤西望少人家；路旁桃李应无主，也放夭夭一两花”。同时城南三里的商河也逐渐干涸，至清道光年间即称为古商河，俗你朱家河。
今考县境内的沙河及朱家河，即原县城北、南的两条古商河，在胡集乡陶家村西同出一源，至惠民桑落墅又汇为一流，可见上述商河南徙，并非全部，只是在商河县境内的一段及其以东的一部分。
至于商河自宋为什么变化如此之大，清付泽洪主编的《行水金鉴》载，历史上黄河流经商河县境先后、断续大约1500余年，从宋代至明万历初的500年中，其主、支流在马颊、徒骇、北清河一带滚动，河道极为混乱，经常数道并行。而商河正被夹于三河之间，受影响必然很大，致使河道、河名俱改。
还要特别指出的是，在宋代由于城北的商河干涸变沙，河道南徙，商字复原，滳河告终。但作为滳河县，仍继续绵延，只是在置县400多年后滳字去了水旁。
就在滳字去水旁不久，即仁宗时，并州榆次人高若讷来商河为令。“令有职分田牛，与种皆给予民，民甚苦之。若讷莅，独废不耕，且著为例”，历代传诵。
第一部《商河县志》
1386年（元至正二十八年），朱元璋遣大将军徐达、常遇春北定中原，统兵至商河，县尹梁济民率众归附，仍为县令。自然，商河即进入明代。
1587年（万历十五年），县令曾一侗主修了有史以来的第一部《商河县志》，分舆地、宫室、食货、学校、官师、选举、人物、古迹、杂述、遗文十卷，90000多字。这部县志由于时代的局限，夹杂不少糟粕，但对全县的政治、经济、风土人情均有全面记载，不失为一宝贵文化贵产。
从这部志书上可知，全县五乡辖六十八里。弘治五年全县8111户，79890口人；万历十五年增至11314户，123986口。明初原额地7938顷余，万历九年上、中、下地共14467顷（折征粮地19216顷余）。物产主要有黍、稷、梁、谷、麦、豆、葱、蒜、韭、瓜、桃、李、杏、梨、枣、木绵等等；夏税麦银6231多两,秋粮银20356余两,岁贡处长税丝440余斤,农桑丝绢676批余,棉花735余斤.“民务耕桑而好靡费,士多聪敏而耆学;婚姻丧葬率尊文公礼,且互相周助,绰有古风;急赋税,趋公役,颇称易使.”
从这部志书中还可看出：明是商河县出名人较多的时代.仅就进士科而言,全县自古共中19人(含原德平划入的怀仁一带),其中明代9人,占二分之一.城东孙集村孙毓，由进士授任监察御使，弹劾不避权贵，谳狱多平反;升陕西右参政,以廉勤著称,不久贬谪左布政,仍上疏论执政者,几乎为执政者所陷;上知其忠,特令辞官归居.毓侄识,登成化进士,任兵科给事中,升四品太常寺卿.识三子孟举,登弘治进士,任河南临颍县知县,升刑部主事,官至河南按察司佥事.识四子孟和,登正德戊辰科进士,任广平、滑县知县，升云南道监察御史，终真定府四品知府。城西南张大人村张九叙，弘治乙丑科二甲进士，选庶吉士、兵科给事中，升吏科都给事中、太常、太仆寺卿，官至都察院左佥都御史，进江防事，吴人称神；移时旱蝗为孽，百姓嗷嗷，叙上修德回天书，反复时事数千言，执政者不报，乃百计调停，民仅免荒。其他如城西北李兵马家村李馪，本为行军贰吏，天顺年间随镇朔大将军石亭迎驾英宗，授河南都司，升东城兵马司指挥，以姓及官职名村。另如，城西南隅福胜寺首座泽智，恪守戒律，尤注重修造，1468年（成化四年）与其徒浩全遍叩县中及外邑好善者资助，重修大雄宝殿、三门，并收募缘精铜八千余斤，铸造大士文佛，高３米，重4000余斤,使之号称山东第二寺.惜后因火灾等原因渐毁,现仅保存铜佛手指一个,重3斤,藏县图书馆.
明《商河县志》载，1426年(宣德元年)9月,汉王朱高煦据乐安州(即原棣州)反,宣帝朱瞻基率兵亲征,“相传其庶人驻跸于此”，于商河东门外迤北取土筑城，成龙湾，即今东关蔬菜批发市场西侧的龙湾。过去水面宽阔，水深莫测。近年由于城建事业的迅速发展，特别在田园路建成后，水面缩小，且污染严重。
还要指出的是，上述县志，迄今570多年,所见仅现存北京等图书馆的孤残胶卷,且页码错乱.虽可有偿借阅,但不易看懂.幸有人校注,有待付印.
好汉何止闫常留其实,在商河这片土地上,好汉何止闫常留?1749年(清乾隆十四年),浙江石门举人陈锟来商河为令,兴利除害,勤恤民隐,历任10年,以卓最升梧州知州,时邑浚河未竣,日夜工所,积劳成病,未离任而卒,百姓哀之.1862(同治元年)年,城东北小屯村薛鳌,趁官府成立团练之机,自办“如意团”,并率众进城同知县进行抗捐斗争,也为此献出了生命.1892年(光绪十八年)年,瓦屋头村(现属济阳县)杨秀章为反贪官污史,联系城南百村,率数千人,手持权把扫帚及长枪大刀,围困商河城,吓得知县陈毓松出面道歉.
进入民国后,1919年《山东各县乡土调查录》载，商河民情“善良，勤苦耐劳”；“恶劣，强悍好斗，讼风甚炽”。1934年《山东政俗视察记》又载：“民情强悍，讼风甚炽”。这里，他从闫常留等斗争的史实，偏面、过分地扩大了“强悍”一面，没有，也不可能指出其主要方面还是商河人纯朴正直，不维官，不维强，不怕死，有勇于同邪恶势力作斗争光荣传统。就在这个时候，不少有识之士，在白色恐怖下，冒着生命危险，求真理，求解放，踏上革命道路。其中有本县殷巷镇小于家娄凝先（1910--1984),他幼年奋进好学,1921年考入北京大学,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,先后任共青团北京市委书记、共青团河北省委秘书长。1930年受中央北方局派遣到山西任共青团特委书记.后因叛徒出卖被捕,在狱中参加领导了两次绝食斗争.1937年出狱后任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委员兼秘书长、《晋察冀日报》副主编。1945年后受党组织派遣赴天津从事地下工作,建国后先后历任天津市人民政府办公厅主任,副秘书长、副市长、南开大学副校长、天津市政协副主席等职。还有郑路镇营子村张北华（1911--1975),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,1932年任共青团济南市委书记、省委秘长，1933年山东省委遭破坏,任临时省委书记,不久被捕.1937年7月被党组织营救出狱后,去泰西发动组织武装,连战告捷,令鬼子丧胆.抗日战争胜利后任济南市委书记、徐州市长、市委书记、军管会主任。全国解放后任第一机械工业部工会主席、甘肃省委常委、监委书记。文化大革命开始受迫害而死，1978年平反昭雪.
浴血八年商河人
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,8月,侵华日军两次派飞机轰炸商河城,炸死10多人.11月27日,日本侵略军约300人由惠民沿惠商公路进犯我县,国民政府县长石毓松及其所属弃城南逃.紧要关头,商河人民有钱出钱,有力出力,甘洒热血,卫家驱寇.在如火如荼的人民战争中,商河军民先后与日伪军作战100多次,牺牲427人.同时,艰苦的环境和残酷的斗争,也造就了一代英灵.主要是:
季成宝,郑路镇季家村人,1938年参加共产党领导的地下工作,以串乡说书为名,搜集敌人情报,1942年被敌人杀害.其长子季学文,1939年参加县大队,战斗中多次立功,由班长提升为连长.在1943年的反“扫荡”中,他潜伏在离敌人较近的藏范村,出其不备,打得日伪军抱头鼠窜,获机枪一挺,小炮一门.同年秋,又智取日伪盘据的小张家据点.1944年在载击伪乐陵县警备大队的战斗中,带领全连俘虏伪军30名,缴获取机枪6挺,长短枪350余支,战马10匹.1945年1月在李毛村与日寇“三角部队”遭遇,激战中不幸牺牲.其次子季学武,16岁当侦察员,1940年被敌人残害.“一门三忠烈,父子具英雄”的动人事迹至今流传.
张洁轩(1914--1969)原名孙原清,韩庙乡雹泉庙村人,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,1940年任商河惠县独立营教导员,1949年调渤海二分区任营教导员,转战南北,战功卓著,多次受到军委的嘉奖.建国后历任海军航空部科长、团政委、国防部七院第十研究所政治部主任等职务。
刘文彬（1918--1984),原名李和祥,赵奎元乡李家集人.1939的参加中国共产党,历任商河县抗日民主政府管理员、商河县大队文书、连指导员、营教导员、黄骅县区长、县大队副政委、渤海纵队营教导员、团政治部主任等，为发展壮大人民武装，消灭日寇做出贡献。建国后任华东公安后勤部政治处主任、上海边防检查站政委、上海公安纵队政治部主任，后调贵州省，先后任省公安纵队政治部主任、贵阳市委统战部长、市政协主席等。
左栋周，1939年参加八路军挺进纵队商河支队,后任中共商河县委民运委员、商河县政府秘书、县长等职，建国后任禹城县长、县委书记，烟台市市长、市政协副主席等。
另外，韩庙乡燕家村李益亭、牛堡乡大杜家村杜前、白桥乡大吕家顶替吕本支、怀仁镇洼李村李原方等，均于1938年参加抗日工作,建国后任党和国家的重要职务,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重大贡献.
1945年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后,济阳、德平等几个县伪军麋集商河，约1万余人。它们筑城设险，储备给养，欲负隅顽抗，成为鲁北最大、最后、唯一的反动堡垒。8月，按照上级的战略布置，由军分区及县区武装把商河城团团包围，并组织周围数万名民兵、民工在城四周挖了一条深、宽均丈余的深壕，以阻止敌人突围。9月，渤海军区杨国夫司令员率主力到商河，在劝降无效的情况下发起进攻，激战三天，于9月26日全歼敌人。从此，“商河换了人间”
也是在抗日战争其间，还有一个商河人，即小街子村上官云相，系国民党高级将领、集团军中将司令，于1941年1月参与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，使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四军遭受极为重大的损失，其罪责难逃。后去台湾，1969年病逝。
七十二洼及清水幻象
商河县故有聂家、陈家、团泊、姚沟、坛场、吴百户等72洼，载在明《商河县志》，并曰此72洼“遇丰倍收，遇涝则一苗不遗，故谚有十年九不收，一收胜十秋之语。小洼尚多，不可胜数。”可见，72洼是商河的财富，也是包袱。
与72洼相对等的还有72官庄。清《商河县志·乡里》载，相传顺治年间河北省武邑、枣强流民来商河寄居。康熙二年知县祖良正编为永安乡，后改为安丰乡。安丰乡四乡错落，“东附德隆三庄，南附德顺三十六庄，北附仁厚六庄，共四十五庄”，俗你：“七十二官庄”。至1830（道光十年）年安丰乡又增至四十九庄。1910（宣统二年）开办自治，取销六乡旧名，划全县为九区，各官庄按地域分属之。
将七十二庄与七十二洼如此对等的呼之，因为它们有不解之缘，即官庄多居于七十二洼或其边沿，如城东的房屯、官庄，城北的小屯、广平店，城南的大岭、史庄、太平、西瓦、铁匠、栾洼等等。同时笔者了解到，这些村多杂姓，与事互相周助。也正因如此，他们团结奋斗，对七十二洼的开垦、改造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。
但是，对七十二洼的根本改造，还是在建国之后。1957年在牧猪、十亩田、朱洼等十几个大洼建国营农场，1958年后先后开挖商中、商西、商东等8条内河，378条干支沟，新置各种林带数千公里，现今，整个商河大地河沟纵横，树木葱茏，明显地被分割得如同棋盘。昔日的七十二洼面貌全非，完全成为商河的财富。
其实，自明至今，商河县的边界几经变动，七十二洼也稍有变动，但增减相抵，仍统称七十二洼。但七十二官庄，由于教育、婚嫁、迁徙等原因，早已和周围村庄融为一体，无明显特征。然对七十二洼的传说，却有增无减。以靠城较近的清水洼为例。清《商河县志·后跋》载：“越二岁甲午十月十三日辰时，十里坞人见清水洼中现土城，长三里许，城墙门楼具在，城墙上微有担夫行人往来。适邑人王海清中武魁之会，乙未联捷。”更有趣的是：在160年后，即二十世纪末，作家曹革非撰写长篇章回小说《清水幻象》，写清末民初商河知县携妻妾、僚属观赏清水洼中的幻象，现我县与北京盛蝶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合拍30集电视剧《清水幻象》事宜正在筹划中。相信，商河的这一清水幻象将更加炫妙离奇，广为传播。
地复天翻看今朝
今天，商河县已岁满1406，拥有147200户，59.1万人口。其变化之大，难以言表。这里，仅就建国之后，特别是在改革开放后，在中共商河县委、商河县人民政府的领导下，广大人民解放思想，与时俱进，各项事业齐头巨变的情况概述于下：农业方面，随着水利化、机械化的逐步实现，随着连户承包制的不断完善、种植结构的不断调整及先进科学技术的的不断引进及推广，由过去的人、畜力生产到如今的机耕机种机收；由过去的靠天等雨、听天由命到如今的旱浇涝排；由单一的种植粮棉到粮、棉、菜、林、牧、渔全面发展；由按季节露天耕种到大棚内反季节种植，变一年两收为多收。全县农业总产值由建国初的2555万元至2001年的13.6亿元。工业生产，从过去的只能制造简单的手工制品，如铁丝灯笼、铁网等发展到农副产品加工、纺织、机械、化工、电力等门类众多，产品远销国外，总产值由建国初的54万元到2001年的28.5亿元。第三产业迅速发展，传统名吃摆上省、市高档餐桌。财政收入建国初为281万元，2001年过亿元。九年义务教育早已普及。人民生活有逐步实现温饱又基本达到小康。文化传统节目鼓子秧歌经过不断加工整理，多次参加全国比赛并获奖，1999年参加国庆50年庆典，载誉中华，名扬海外。如今的商河人，既有从中央机关退下来的老干部，有省市主要领导，还有遍布中外的科学工作者和企业家…….
更为可喜的是，具有2000年历史、干涸1000年的商河，即北沙河，已被济南列为全市最大的“蓄水调水”工程之一，而且开始实施。不几年后，他将以涝蓄旱溉及水产、林果养殖基地而造福于商河人民，并成为泉城北陲一道最秀丽的风景线、旅游线。
1643年(明崇祯十四年),清兵自河间至商河,知县刘国会、典史王传芳率众固守，终因粮尽无援，城陷身亡，至此，商河又成清王朝的天下。至嘉庆年间，全县增至４万多户，20多万人.
1799年(嘉庆四年)商河西北闫杨二庄发生一件惊动清廷的事.事情的原委是:1776(嘉庆元年)原德平县从广东来了一位买官的县知事,名叫叶芳,到任后私自加征丁银漕米,大刮民膏.嘉庆四年旱灾严重,农民衣食无着,无力缴纳.叶受人挑唆,误以为闫家村廪生闫常留幕后操劳纵不缴,便找闫常留试问.闫常留与杨家村廪生杨橝世友善,商议一同去县衙要求减免,并解除误解.第二天杨橝及其子杨小等先行,奔在堂后,叶芳不由分说,举刀奔来,杨橝正招架之际,其子杨小一气之下抖枪将叶刺死.按清律,杀知县要屠全县.杨橝自知事态严重,想投案自首,后赶来的闫常留说:“你速走,我自有处”.就这样.杨橝逃匿东北,闫常留挺身而出,自认不讳,后被押京问斩,并将其头悬于前示众.乡人收尸后,为其铸银头厚葬.从此,“闫常留,是好汉,豁出一命救全县”的民谣,久传不衰。
春秋齐邦麦丘邑
商河古为麦丘邑。据《韩诗外传》（西汉韩婴撰）及《新序．杂事》（西汉刘向撰）载，春秋齐侯桓公，即五霸之一，曾出猎于麦丘，见83岁的麦丘邑人，问其年龄，并求其祝自已。老人从容应对，并直言规劝“使主君无羞学，无恶下问。贤者在旁，谏者得人”；“使主君无得罪于群臣百姓……。”令桓公口服心服，“扶而载之，自御以归，礼之于朝，封之以麦丘而断政焉。”
齐之麦丘在哪里？清钱穆撰的《史记地名考》、顾祖禹（1631-1692）撰的《读史方舆纪要》及《辞源》、《嘉庆一统志》均明确指出：“地在今山东商河县西北”。
今考，县城西北二十多里有一古城遗址，位于古商河畔、怀仁镇古城村东南广袤的城坡洼中，占地约9000平方米。旧时，高高的城墙上蓬蒿丛生，野生动物时有出没。院落、大型建筑物似有其形，残垣断续，瓦砾遍地。有点将台、跑马道、校场、城海子等。其周围土丘连绵，地貌特殊。由于多年的雨水冲刷，加之建国后大兴农田水利等基本建设，特别在开挖了商西河之后，遗址形貌有所改变，但大宗文物相继出土，其中有春秋战国时较为完整的灰陶瓦当及陶豆残片。当今，城墙高2．7米，长100余米，城墙上下，仍野草离离，各类陶片，俯首即拾，景象萧瑟，令人生思古之幽情。笔者于1990年曾以《麦丘辨》为题撰文，并请教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。副所长、教授钱林书回信说：“今定之在商河县西北怀仁镇古城村东南（指麦丘），这就十分具体，很有意义了。”
然而，有的引《从征记》曰麦丘在莱芜，也有的引《太平寰宇记》（宋乐史930--1007）曰在宋之谯县，即今之安徽亳县。但它们分别在鲁、宋，不在齐，盖志者之谬耳。
还要指出的是，麦丘不仅是齐桓公所至及商河先民所居之地，也是兵家相争的屯兵之地。《史记·赵世家》（西汉司马迁前145年-前86年）载：十九年（即赵惠文王十九年，公元前280年）“赵奢将，攻齐麦丘，取之”。《史记·孙子吴起列传》等还载：“后十三岁，魏与赵攻韩，韩告急于齐。齐使田忌将而往，直走大梁。”“齐因乘胜尽破其军，虏魏太子申以归。”惠王三十年（公元前340年）魏伐赵，齐救赵击魏，“太子果与齐人战，败于马陵，齐虏魏太子申”。魏太子即魏惠王之子，亦即梁惠王之子（魏惠王迁都大梁后改号为梁）。被虏后死于齐。而本县郑路镇即有梁王冢，旧时冢甚高大，有庙数楹。1936年《重修商河县志·陵墓》载：“相传即梁王所言，东败于齐，长子死焉，遂葬于此。”现冢仍高出地面4米，南北长50米，东西宽40米，巍巍可观。
朸县与濕沃
商河县在西汉为朸县地。《水经注》（旧题东汉桑钦著，南北朝郦道元作注）载：“高后八年，封齐悼惠王子刘辟光为侯国也。王莽更之为张乡也。”《汉书·地理志》上载：“平原郡有朸县，汉文帝时封刘辟光为朸侯，武帝时刘让为朸节侯”。高后八年即公元前180年，同年闰九月文帝即继位，两书的记载是一致的。
朸县的故城在哪里呢？《水经注》上有两句话关系到这个问题。 即“商河又东迳初乡县（朸县）故城南”、“般县东南六十里，有初乡城”。据此，清叶圭绶撰《续山东考古录》载：“朸县故城在东北四十里，今棘城村。”又云：“棘城村在商河北，西北去般城里数相符，棘，朸之转音也”。笔者于1988年曾造访棘城老农，均言早年村东尽瓦砾，村北有土城墙，1958年打水井时还从地下挖出瓷濕沃器片，却有故城遗址之说。然《读史方舆纪要》还指出“朸县城，在县西北，朸音力，汉置县。”但未讲出理由，也未有具体地址，可信度不大。
据历代《商河县志》还载：商河汉为朸县，后又为千乘郡濕沃县，东汉废，晋置濕沃，三国、晋、北齐皆因之。濕沃又在哪里？《齐乘》（元于钦撰）引《水经》曰：“千乘县西北五十里有大河，河北有濕沃县，在今高苑县西北七十余里也”。高苑，即今高青县的高城，按其方向及里程，当在惠民县南或东南，离商河较远。所以在隋置商河县后，所有记载均曰在汉朸县故地，从未提濕沃。清《商河县志》还引《惰书·地理志》曰：“商河在后魏为溼沃，后齐废，有关官故城。”关官故城在哪？至今也是个迷，待有识者考证。
商河的由来
商河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，其记载，始见于《水经》，即源于杨墟县东。汉景帝四年，以封齐悼惠王子将卢为侯国也，城在高唐城之西南（汉高唐辖地为今禹城、齐河两县大部）。又北迳平原（秦置，故城在今平原城南王庙乡张官店）东，又东北迳安德县（西汉初置，故城在陵县城西关）故城南，又东北迳般县（汉置，后省归德平，故城在德国平镇东北三十里）故城南、东陵故城（在今乐陵市东南大顾家村北）南，又东北迳初乡县（朸县）故城南，又东北迳马岭城（在今惠民县东），又东迳富平县（秦置厌次，西汉改名为富平县，东汉复故名，城在今惠民县桑落墅）故城北，分二水注于河。其流向及位置，无疑是今商河县、惠民县境内的沙河。当时所流经的八个县名均为汉或汉以前所轩，其中朸县、富平早在东汉即省或改名，远远早于郦氏注《水经》，故商河系桑钦所记137条全国较大的水道之一。当时的朸县，仅是商河流域的一小部分。但她流经麦丘、朸县城均不几里，横亘东西，对朸县的生产影响较大，也孕育了商河文化。
商河何时形成？又为什么叫商河？唐《元和郡县图志》（李吉甫撰）载：“汉成帝鸿嘉四年（既公元前17年），河水泛滥为害，河堤都尉许商凿此河通海，故以商为名，后人加水焉”。唐初，沧州刺史薛大鼎还有一首诗曰：“洪流入海地无波，万姓欢呼麦丘坡；犹恐甘棠遭败剪，嘉名永锡许商河”。也称颂了许商治水的功绩。从明代以后，又以名宦将许商载在史志，并供奉于县名宦祠。
许商，西汉长安人，安长伯，治《尚书》，善为算，著《五行论》，官至九卿。据《汉书·沟洫志》载，自成帝初至鸿嘉四年，许商先后以白博士、将作大匠、河堤都尉的官位出行治水多次。
诚然，对商河之名的来由也有其他说法，但均不为人接受。如《水经注》曰因其源头“世谓之落里坈，亦曰小漳河，商漳声相近，故字与读移耳”，但清末明初的历史地理学家杨守敬提出疑义，并具体论证。同时，《重修商河县志·河渠》也对许商凿河之说提出疑义，言：“许商驳孙禁欲开河，又安能自开河？”“许商与钦（指桑钦）同时，是商河不始于许商之明证。”的确，商受遣治水，曾与丞相孙禁“同行视，图方略”，也确有过争论，但争论的焦点是“决平原金堤间，开通大河，令人故笃马河。”大河，即黄河，并非商河。再说，商河成于西汉，钦撰《水注》在东汉，相隔至少40年，并非同时。
《元和郡县图志》所说的后人加水，即商河改名为滳河，当在南北朝后期，因为郦道元为《水经》作注时仍名商河，到隋置滳河，中间不到70年。至于加水旁的原因，元《齐乘》载：“刻本或误作滳，小子遂读商，为滳谬矣。”
滳河县的诞生与城建
商河县始置于公元596年（隋开皇十六年）晚于商河之成600余年，而且在商字加水旁之后。其历史资料也始见于《元和郡县图志》：“滳河县，（中，二十，东北至州八十里）。本汉朸县，属平原郡，后汉省。隋开皇十六年於此置滳河县，因北有滳河以名之，属沧州。贞观元年属德州，十七年改属棣州。”“黄河在县南八十里”，“滳河在县北一十五里”。显然，当时河、县同名并存，新置的滳河县肯定未在朸县故城，而是由河北移到河南，由距棣州40里移至80里（时属棣州，其故城在今惠民县东南，至棘城不过40来里）其地理位置，正当今商河县城。棘城已成为滳河县的东北一边陲小镇。可见，滳河县只是从朸县析出的一部分。原文开头的“中”字，系指“赤、畿、望、紧、上、中、下”七等到县中的中县（古代按县的户口、出产、形势等划分等级）。后周广顺三年勅：“天下县邑素有等差……，”三千户以上为望县，二千户以上为紧县，一千户以上的为上县，中县，是个不足千户的六等县。
滳河县城的建设约在置县30年，即公元621年前后。明《商河县志》载：“唐武德中筑土城，周围三里，僻以四门，垒以砖瓦，上各建门楼，东曰明晖，西曰镇远，南曰承德，北曰拱辰。”此规模大抵含今县府大部，文化中心、供销大楼、邮政及电信楼、炼油宾馆、县委、红旗旅馆等，面积大约3000平方米。
建城后有记载的第一桩事是：公元818年（唐宪宗元和十三年），曹华任棣州刺史，淄青节度使李纳之子李师道不平，自郓遣部将骚之，兵及滳河，遂破县城，杀戮甚惨。华帅师逐敌，斩首二千级，复县治。
相传，随着滳河的诞生和县城的兴建，以鼓子秧歌为代表的滳河文化，也日臻完善。刺史薛大鼎所写的“万姓欢呼麦丘坡”的热烈场面，正是鼓子秧歌的雏形。
三孟一马名天下
唐天宝以后，滳河西北（时为平昌县，五代改德平县，1956年撤销后其东南部，即怀仁一带划归商河县）先后出了孟云卿、孟简、孟迟三名进士，其中卿、简尤为著名。
孟云卿（725-？）字升之，唐著名诗人之一。30岁举进士，肃宗时为校书郎。其诗语言朴实，存17首，其中《伤时二首》以“虎豹不相食，哀哉人食人”之句，充分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。杜甫、元结、韦应物诸人，都很推重他的作品。780年（乾元三年）元结编选《箧中集》，所录沈千运等7人之诗，共24篇，其中有孟云卿5首。卿与杜甫友谊笃厚。758年（乾元元年），杜甫出任华州司公参遇，杜甫又写了“冬末以事之东郊，城湖东遇孟云卿，复归刘颢宅宿，饮宴散因为醉歌”记叙了相遇的情景，表达了诗友间的诚挚感情。
孟简（？-824年），进士擢第，工诗词，重气节。811年（元和六年）出任常州刺史，开凿旧有孟渎，长21里，溉田4000余顷，民颂其绩。后又任越州、襄州、睦州刺史，官至谏议大夫。
公元934年，滳河城东孙家出了一位宰相，叫马裔孙，字庆先，少好学，慕韩愈之为人，文章皆效之，与桑维翰并为裴嗥礼部所放进士。后唐李从珂为潞王时，招为河中观察支使；从珂为京兆尹，徙镇风翔，裔孙从之，以为观察判官。潞王将起兵反，左右谋已定，招裔孙告之曰：“受命移镇，路出京师，何向为便？”裔孙曰：“君命召，不俟驾。今大王为国宗属，先帝新弃天下，监丧赴镇，臣子之道，诸人凶谋不可从也。”左右皆笑其愚，从珂独心重之。后从珂弑闵帝立，是为末帝，以裔孙为翰林学士、户部郎中、知制诰，赐金紫；未满岁，改中书舍人、礼部侍郎，皆带禁职；寻拜中书侍郎、平章事，众称马相。从《五代史》等资料看，裔孙纯儒，性多凝滞，但处世谨慎。裔孙本裴礼部所取进士，及裔孙主持贡举放榜时，引新进士晋见裴嗥，裴极为激动，喜而作：“词场最喜是持衡，天遣愚夫受盛名；三主礼闱年八十，门生门下见门生。”裔孙遽登相位之后，未悉朝廷下事。其中书百职，裔孙预先未熟习，无能专决，只是署名而已。石敬塘弑末帝自立，遂居家不仕，时人称之为三不开，即：“居家门不开，见客口不开，入朝印不开。”后李崧相晋，裔孙以宾客致仕，得太子詹事。晋汉公卿以裔孙好文章，皆忻然待之。后周太祖即位，就加检校礼部尚书、太子宾客、分司在洛阳。每闭关养素，唯事呕呤著述，嗜八分书，往来酬客，必亲札以衒其墨迹。将卒前，见白虺缘于庭槐，驱之失所在。感《赋鵩》之文，作《槐虫赋》。956年（周广顺三年）秋七月"卒于洛阳。本县展家乡孙家村北有其墓，现有石碑倾于跃进河侧，长3米，宽0．6米，额上“马”、“先”二尚能辩认。
商字复原及滳河的变迁
清《商河县志·八景》载："城东北三十里有古桑一株，枝叶夭矫犹龙。相传宋太祖微时曾卧其下，后因呼为龙桑。摘其枝栽他处必枯。枯枝复生，邑中必有登科第者。"至1936年（民国二十年），尚存桑条一株，亦屈曲可观。今龙桑寺镇政府院内有32年、16年重生龙桑各一株。其实，传说何止于此，笔者少时还常听说，县境内的沙河是“赵匡胤铜傍铁底的运粮河”又传“赵家的河，朱家拱”。如此众多的传说，确反映了宋代对滳河的影响之大，变化之多，滳河的变迁也是其中之一。
宋初太平兴国中（980年左右）乐史编《太平寰宇记》除载：“滳河县旧十乡，今三乡”等以外，，对滳河县的建置沿革、滳河的地理位置一如《元和郡县图志》，但时隔20多年，在“县北一十五里的滳河”徙为“城南三里”，并恢复了商河旧名，也就是说滳字又去了水旁。此说一见于元《齐乘》，其原文是：“隋开皇初于汉朸县置滳河县，取县南商河”，“前此皆称滳河，至宋去偏旁为商河。”还见于《读史方舆纪要》：“商河，县南三里，自德平、乐陵县入境，又东北入武定州境。”“宋大中祥符间（1008-1016）年以商河为棣州患，议徙商河南入大清河，因凿渠于此。”明《商河县志》更明确记载：“商河在县三里，即许商所凿也。”并绘制在县境总图上。与其同时，城北一十五里的滳河被改称为马颊河，列为全县八景之一，县令曾一侗并以《马颊晴沙》为题作诗曰：“曾闻洚水势怀襄，凭轼遗踪叹杳茫；自昔九河称马颊，于今一径绕羊肠；雨余沙浅金成砾，风起尘多土作冈；沧海桑田经几变，神功千载总堪伤。”至清，又改为笃马河，沙河，知县龚廷煌又以《笃马晴沙》为题赋八景赞，曰：“璀璨精光，沐浴朝旭；浑灏流转，龙蛇屈曲；一气输金。万杨春绿；有客问津，汉时故渎。”至此冉北的滳河成为“十里风尘十里沙，河堤西望少人家；路旁桃李应无主，也放夭夭一两花”。同时城南三里的商河也逐渐干涸，至清道光年间即称为古商河，俗你朱家河。
今考县境内的沙河及朱家河，即原县城北、南的两条古商河，在胡集乡陶家村西同出一源，至惠民桑落墅又汇为一流，可见上述商河南徙，并非全部，只是在商河县境内的一段及其以东的一部分。
至于商河自宋为什么变化如此之大，清付泽洪主编的《行水金鉴》载，历史上黄河流经商河县境先后、断续大约1500余年，从宋代至明万历初的500年中，其主、支流在马颊、徒骇、北清河一带滚动，河道极为混乱，经常数道并行。而商河正被夹于三河之间，受影响必然很大，致使河道、河名俱改。
还要特别指出的是，在宋代由于城北的商河干涸变沙，河道南徙，商字复原，滳河告终。但作为滳河县，仍继续绵延，只是在置县400多年后滳字去了水旁。
就在滳字去水旁不久，即仁宗时，并州榆次人高若讷来商河为令。“令有职分田牛，与种皆给予民，民甚苦之。若讷莅，独废不耕，且著为例”，历代传诵。
第一部《商河县志》
1386年（元至正二十八年），朱元璋遣大将军徐达、常遇春北定中原，统兵至商河，县尹梁济民率众归附，仍为县令。自然，商河即进入明代。
1587年（万历十五年），县令曾一侗主修了有史以来的第一部《商河县志》，分舆地、宫室、食货、学校、官师、选举、人物、古迹、杂述、遗文十卷，90000多字。这部县志由于时代的局限，夹杂不少糟粕，但对全县的政治、经济、风土人情均有全面记载，不失为一宝贵文化贵产。
从这部志书上可知，全县五乡辖六十八里。弘治五年全县8111户，79890口人；万历十五年增至11314户，123986口。明初原额地7938顷余，万历九年上、中、下地共14467顷（折征粮地19216顷余）。物产主要有黍、稷、梁、谷、麦、豆、葱、蒜、韭、瓜、桃、李、杏、梨、枣、木绵等等；夏税麦银6231多两,秋粮银20356余两,岁贡处长税丝440余斤,农桑丝绢676批余,棉花735余斤.“民务耕桑而好靡费,士多聪敏而耆学;婚姻丧葬率尊文公礼,且互相周助,绰有古风;急赋税,趋公役,颇称易使.”
从这部志书中还可看出：明是商河县出名人较多的时代.仅就进士科而言,全县自古共中19人(含原德平划入的怀仁一带),其中明代9人,占二分之一.城东孙集村孙毓，由进士授任监察御使，弹劾不避权贵，谳狱多平反;升陕西右参政,以廉勤著称,不久贬谪左布政,仍上疏论执政者,几乎为执政者所陷;上知其忠,特令辞官归居.毓侄识,登成化进士,任兵科给事中,升四品太常寺卿.识三子孟举,登弘治进士,任河南临颍县知县,升刑部主事,官至河南按察司佥事.识四子孟和,登正德戊辰科进士,任广平、滑县知县，升云南道监察御史，终真定府四品知府。城西南张大人村张九叙，弘治乙丑科二甲进士，选庶吉士、兵科给事中，升吏科都给事中、太常、太仆寺卿，官至都察院左佥都御史，进江防事，吴人称神；移时旱蝗为孽，百姓嗷嗷，叙上修德回天书，反复时事数千言，执政者不报，乃百计调停，民仅免荒。其他如城西北李兵马家村李馪，本为行军贰吏，天顺年间随镇朔大将军石亭迎驾英宗，授河南都司，升东城兵马司指挥，以姓及官职名村。另如，城西南隅福胜寺首座泽智，恪守戒律，尤注重修造，1468年（成化四年）与其徒浩全遍叩县中及外邑好善者资助，重修大雄宝殿、三门，并收募缘精铜八千余斤，铸造大士文佛，高３米，重4000余斤,使之号称山东第二寺.惜后因火灾等原因渐毁,现仅保存铜佛手指一个,重3斤,藏县图书馆.
明《商河县志》载，1426年(宣德元年)9月,汉王朱高煦据乐安州(即原棣州)反,宣帝朱瞻基率兵亲征,“相传其庶人驻跸于此”，于商河东门外迤北取土筑城，成龙湾，即今东关蔬菜批发市场西侧的龙湾。过去水面宽阔，水深莫测。近年由于城建事业的迅速发展，特别在田园路建成后，水面缩小，且污染严重。
还要指出的是，上述县志，迄今570多年,所见仅现存北京等图书馆的孤残胶卷,且页码错乱.虽可有偿借阅,但不易看懂.幸有人校注,有待付印.
好汉何止闫常留其实,在商河这片土地上,好汉何止闫常留?1749年(清乾隆十四年),浙江石门举人陈锟来商河为令,兴利除害,勤恤民隐,历任10年,以卓最升梧州知州,时邑浚河未竣,日夜工所,积劳成病,未离任而卒,百姓哀之.1862(同治元年)年,城东北小屯村薛鳌,趁官府成立团练之机,自办“如意团”,并率众进城同知县进行抗捐斗争,也为此献出了生命.1892年(光绪十八年)年,瓦屋头村(现属济阳县)杨秀章为反贪官污史,联系城南百村,率数千人,手持权把扫帚及长枪大刀,围困商河城,吓得知县陈毓松出面道歉.
进入民国后,1919年《山东各县乡土调查录》载，商河民情“善良，勤苦耐劳”；“恶劣，强悍好斗，讼风甚炽”。1934年《山东政俗视察记》又载：“民情强悍，讼风甚炽”。这里，他从闫常留等斗争的史实，偏面、过分地扩大了“强悍”一面，没有，也不可能指出其主要方面还是商河人纯朴正直，不维官，不维强，不怕死，有勇于同邪恶势力作斗争光荣传统。就在这个时候，不少有识之士，在白色恐怖下，冒着生命危险，求真理，求解放，踏上革命道路。其中有本县殷巷镇小于家娄凝先（1910--1984),他幼年奋进好学,1921年考入北京大学,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,先后任共青团北京市委书记、共青团河北省委秘书长。1930年受中央北方局派遣到山西任共青团特委书记.后因叛徒出卖被捕,在狱中参加领导了两次绝食斗争.1937年出狱后任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委员兼秘书长、《晋察冀日报》副主编。1945年后受党组织派遣赴天津从事地下工作,建国后先后历任天津市人民政府办公厅主任,副秘书长、副市长、南开大学副校长、天津市政协副主席等职。还有郑路镇营子村张北华（1911--1975),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,1932年任共青团济南市委书记、省委秘长，1933年山东省委遭破坏,任临时省委书记,不久被捕.1937年7月被党组织营救出狱后,去泰西发动组织武装,连战告捷,令鬼子丧胆.抗日战争胜利后任济南市委书记、徐州市长、市委书记、军管会主任。全国解放后任第一机械工业部工会主席、甘肃省委常委、监委书记。文化大革命开始受迫害而死，1978年平反昭雪.
浴血八年商河人
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,8月,侵华日军两次派飞机轰炸商河城,炸死10多人.11月27日,日本侵略军约300人由惠民沿惠商公路进犯我县,国民政府县长石毓松及其所属弃城南逃.紧要关头,商河人民有钱出钱,有力出力,甘洒热血,卫家驱寇.在如火如荼的人民战争中,商河军民先后与日伪军作战100多次,牺牲427人.同时,艰苦的环境和残酷的斗争,也造就了一代英灵.主要是:
季成宝,郑路镇季家村人,1938年参加共产党领导的地下工作,以串乡说书为名,搜集敌人情报,1942年被敌人杀害.其长子季学文,1939年参加县大队,战斗中多次立功,由班长提升为连长.在1943年的反“扫荡”中,他潜伏在离敌人较近的藏范村,出其不备,打得日伪军抱头鼠窜,获机枪一挺,小炮一门.同年秋,又智取日伪盘据的小张家据点.1944年在载击伪乐陵县警备大队的战斗中,带领全连俘虏伪军30名,缴获取机枪6挺,长短枪350余支,战马10匹.1945年1月在李毛村与日寇“三角部队”遭遇,激战中不幸牺牲.其次子季学武,16岁当侦察员,1940年被敌人残害.“一门三忠烈,父子具英雄”的动人事迹至今流传.
张洁轩(1914--1969)原名孙原清,韩庙乡雹泉庙村人,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,1940年任商河惠县独立营教导员,1949年调渤海二分区任营教导员,转战南北,战功卓著,多次受到军委的嘉奖.建国后历任海军航空部科长、团政委、国防部七院第十研究所政治部主任等职务。
刘文彬（1918--1984),原名李和祥,赵奎元乡李家集人.1939的参加中国共产党,历任商河县抗日民主政府管理员、商河县大队文书、连指导员、营教导员、黄骅县区长、县大队副政委、渤海纵队营教导员、团政治部主任等，为发展壮大人民武装，消灭日寇做出贡献。建国后任华东公安后勤部政治处主任、上海边防检查站政委、上海公安纵队政治部主任，后调贵州省，先后任省公安纵队政治部主任、贵阳市委统战部长、市政协主席等。
左栋周，1939年参加八路军挺进纵队商河支队,后任中共商河县委民运委员、商河县政府秘书、县长等职，建国后任禹城县长、县委书记，烟台市市长、市政协副主席等。
另外，韩庙乡燕家村李益亭、牛堡乡大杜家村杜前、白桥乡大吕家顶替吕本支、怀仁镇洼李村李原方等，均于1938年参加抗日工作,建国后任党和国家的重要职务,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重大贡献.
1945年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后,济阳、德平等几个县伪军麋集商河，约1万余人。它们筑城设险，储备给养，欲负隅顽抗，成为鲁北最大、最后、唯一的反动堡垒。8月，按照上级的战略布置，由军分区及县区武装把商河城团团包围，并组织周围数万名民兵、民工在城四周挖了一条深、宽均丈余的深壕，以阻止敌人突围。9月，渤海军区杨国夫司令员率主力到商河，在劝降无效的情况下发起进攻，激战三天，于9月26日全歼敌人。从此，“商河换了人间”
也是在抗日战争其间，还有一个商河人，即小街子村上官云相，系国民党高级将领、集团军中将司令，于1941年1月参与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，使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四军遭受极为重大的损失，其罪责难逃。后去台湾，1969年病逝。
七十二洼及清水幻象
商河县故有聂家、陈家、团泊、姚沟、坛场、吴百户等72洼，载在明《商河县志》，并曰此72洼“遇丰倍收，遇涝则一苗不遗，故谚有十年九不收，一收胜十秋之语。小洼尚多，不可胜数。”可见，72洼是商河的财富，也是包袱。
与72洼相对等的还有72官庄。清《商河县志·乡里》载，相传顺治年间河北省武邑、枣强流民来商河寄居。康熙二年知县祖良正编为永安乡，后改为安丰乡。安丰乡四乡错落，“东附德隆三庄，南附德顺三十六庄，北附仁厚六庄，共四十五庄”，俗你：“七十二官庄”。至1830（道光十年）年安丰乡又增至四十九庄。1910（宣统二年）开办自治，取销六乡旧名，划全县为九区，各官庄按地域分属之。
将七十二庄与七十二洼如此对等的呼之，因为它们有不解之缘，即官庄多居于七十二洼或其边沿，如城东的房屯、官庄，城北的小屯、广平店，城南的大岭、史庄、太平、西瓦、铁匠、栾洼等等。同时笔者了解到，这些村多杂姓，与事互相周助。也正因如此，他们团结奋斗，对七十二洼的开垦、改造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。
但是，对七十二洼的根本改造，还是在建国之后。1957年在牧猪、十亩田、朱洼等十几个大洼建国营农场，1958年后先后开挖商中、商西、商东等8条内河，378条干支沟，新置各种林带数千公里，现今，整个商河大地河沟纵横，树木葱茏，明显地被分割得如同棋盘。昔日的七十二洼面貌全非，完全成为商河的财富。
其实，自明至今，商河县的边界几经变动，七十二洼也稍有变动，但增减相抵，仍统称七十二洼。但七十二官庄，由于教育、婚嫁、迁徙等原因，早已和周围村庄融为一体，无明显特征。然对七十二洼的传说，却有增无减。以靠城较近的清水洼为例。清《商河县志·后跋》载：“越二岁甲午十月十三日辰时，十里坞人见清水洼中现土城，长三里许，城墙门楼具在，城墙上微有担夫行人往来。适邑人王海清中武魁之会，乙未联捷。”更有趣的是：在160年后，即二十世纪末，作家曹革非撰写长篇章回小说《清水幻象》，写清末民初商河知县携妻妾、僚属观赏清水洼中的幻象，现我县与北京盛蝶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合拍30集电视剧《清水幻象》事宜正在筹划中。相信，商河的这一清水幻象将更加炫妙离奇，广为传播。
地复天翻看今朝
今天，商河县已岁满1406，拥有147200户，59.1万人口。其变化之大，难以言表。这里，仅就建国之后，特别是在改革开放后，在中共商河县委、商河县人民政府的领导下，广大人民解放思想，与时俱进，各项事业齐头巨变的情况概述于下：农业方面，随着水利化、机械化的逐步实现，随着连户承包制的不断完善、种植结构的不断调整及先进科学技术的的不断引进及推广，由过去的人、畜力生产到如今的机耕机种机收；由过去的靠天等雨、听天由命到如今的旱浇涝排；由单一的种植粮棉到粮、棉、菜、林、牧、渔全面发展；由按季节露天耕种到大棚内反季节种植，变一年两收为多收。全县农业总产值由建国初的2555万元至2001年的13.6亿元。工业生产，从过去的只能制造简单的手工制品，如铁丝灯笼、铁网等发展到农副产品加工、纺织、机械、化工、电力等门类众多，产品远销国外，总产值由建国初的54万元到2001年的28.5亿元。第三产业迅速发展，传统名吃摆上省、市高档餐桌。财政收入建国初为281万元，2001年过亿元。九年义务教育早已普及。人民生活有逐步实现温饱又基本达到小康。文化传统节目鼓子秧歌经过不断加工整理，多次参加全国比赛并获奖，1999年参加国庆50年庆典，载誉中华，名扬海外。如今的商河人，既有从中央机关退下来的老干部，有省市主要领导，还有遍布中外的科学工作者和企业家…….
更为可喜的是，具有2000年历史、干涸1000年的商河，即北沙河，已被济南列为全市最大的“蓄水调水”工程之一，而且开始实施。不几年后，他将以涝蓄旱溉及水产、林果养殖基地而造福于商河人民，并成为泉城北陲一道最秀丽的风景线、旅游线。
1643年(明崇祯十四年),清兵自河间至商河,知县刘国会、典史王传芳率众固守，终因粮尽无援，城陷身亡，至此，商河又成清王朝的天下。至嘉庆年间，全县增至４万多户，20多万人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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